12月14日，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首届（2015）年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以统计学的术语描述了他对当前中国教育现状的观察：中国教育在知识能力培养上“均值”高，但人才水平“方差”小，缺少拔尖者。
脑补一下，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一向话锋犀利的钱教授在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创新人才培养状况差距时反思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
下面是钱颖一教授的演讲：
我讲的题目是《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均值”与“方差”》。
我是一名经济学者，目前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经济40人学术委员会主席，今天有幸成为中国教育30人论坛的成员，非常的荣幸。
有三个原因让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一个是我的求学经历，二是我的执教经历，由于我没有受过系统学的教育方法，所以不熟悉系统学的教育理论框架，不过我是教育实践者，我想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想讲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非常简单的三个观察。
不能完全地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
首先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完全地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是完全失败的话，这是没有可能的，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也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很有成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就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这是指同一年龄段，同一学术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从PISA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名列前茅中就可见一斑。但这不代表中国学生的平均水平，据说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的学生数学水平比美国都要强。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很多都是原因。研究基础学家的教育，通常的变量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教师的敬业程度非常令人钦佩。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看，都是可圈可点的。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适合了模仿和改进的这种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当然挣钱的动机也很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
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在服务业也一样。在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的操作，中国的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出过国的人都有亲身的体验。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就是平均水平，均值比较高。
“钱学森之问”本身就有问题
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我们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在不同的人种没有太大的差别，杰出的概率应该与人口成正比。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些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证据也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同发达国家比，跟印度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
从我自己平常接触的例子，举两个例子，在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乃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百事、万事达卡的CEO都是印度人，目前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我们不否认中国缺乏创造力、领导力、影响力。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说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
这里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被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但是后天会把它磨灭，完全有可能的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扼杀了，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力？所以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育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
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抑制、被扼杀，在个人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所以结论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的方差小，可能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的压缩小。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就可以。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创新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第一个、第二个观察，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人素养“低均值、高方差”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中国人的特点是高均值，低方差，我们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和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的。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却很大，这是太差的人不在少数，反腐中暴露人数的程度可以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其中很多都是一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出来的事，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就是利己主义者。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限的人的问题。这就要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然是巨大问题，而且对人的素养培养造成更严重的问题，以及造成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素养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做人底限，爱因斯坦讲应该是青年人离开学校时是作为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对他的长子说要先做人再成才。
人重于才，因为人不仅是手段，人更是目的。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中国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简单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第一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对过去3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推动作用。第二是我们的劣势，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导致了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第三是教育除了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利主义、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价值塑造、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